伟大的长征：当李德指挥权被撤，才知，毛泽东得到大家支持的真相

毛泽东，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之前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红军作战经验，但是在一段时期之内，他被剥夺了军事指挥的权力，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手里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接连失败，中央苏区不断缩小，红军被迫开启战略转移，一路行军打仗不断出现损失，直到遵义会议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，很多人才看清，毛泽东能够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，并不是偶然的个人机遇，是一次次残酷的战场现实，让红军内部的干部战士逐步做出的选择。 1933年9月，国民党调集五十万兵力，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。此时临时中央已经迁入中央苏区，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占据主导。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的军事顾问，手握红军的军事决策权。李德并不熟悉中国南方山地的作战环境，他照搬欧洲阵地战的作战模式，要求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，打阵地防御战，修筑堡垒，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。毛泽东当时已经离开军事指挥岗位，他多次提出建议，红军应当跳出敌人的堡垒包围圈，转到外线作战，调动敌军，寻机歼敌，这些提议全部遭到临时中央和李德的否定。 红军战士作战十分勇猛，但是战术完全脱离实际。国民党军队拥有重炮，红军的土木堡垒在炮火面前很难坚守，部队伤亡持续扩大。红军不断丢失根据地的县域，苏区范围一点点被压缩。很多红军指挥员在前线带兵，亲眼看到战士大量伤亡，原本可以灵活机动消灭敌人，却被死板的命令捆住手脚，不少高级将领心里对这套打法产生怀疑。彭德怀在前线，当面批评李德的战术是“崽卖爷田心不疼”，这句话也记录在相关史料当中。红军内部，不满的情绪在慢慢积累，只是当时的组织原则之下，还没有办法改变最高军事决策。 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之后，红军只能放弃中央苏区，进行长征。出发的时候，临时中央带上大量笨重物资，印刷机器、各类器材，队伍行军速度被拖慢。湘江一战，红军遭遇国民党军队四面合围，这场战斗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，出发时八万六千多红军，渡过湘江之后，部队只剩下三万多人。大量年轻战士倒在湘江两岸，惨痛的损失，彻底冲击了红军指战员的认知。很多干部开始反思，继续按照李德这套打法走下去，红军还能不能活下去。 渡过湘江之后，红军内部议论越来越多。不少高级干部，私下交换看法。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，弹片留在腹中，长征路上躺在担架上行军，一路上和同样坐担架的毛泽东有很多交流，了解到毛泽东对于当前军事形势的判断。张闻天也逐渐察觉到“左”倾军事路线带来的严重危害，开始转变立场。当时部队里面，高层干部之中，已经有不少人不再认同李德、博古的军事指挥。 红军接下来准备去往湘西，可国民党已经在湘西布下重兵，等着红军钻进口袋。博古、李德依旧打算坚持原定路线，硬往敌军的包围圈里面闯。毛泽东看出危机，提出放弃前往湘西，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。这个提议，得到王稼祥、张闻天的支持。通道会议上面，经过争论，红军改变行军方向，向贵州进军，这是长征途中，第一次对李德博古的军事主张做出重大调整，但是此时李德依旧没有交出军事指挥权。 红军进入贵州之后，攻占遵义。1935年1月，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。会议上，博古做报告，依旧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客观因素，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的失误。张闻天率先发言，尖锐批评错误的军事指挥。之后毛泽东做长篇发言，逐条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犯下的错误，说明运动战才是符合红军实际的作战方式。王稼祥紧接着发言，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，提出应当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军事。朱德也在会上表态，严厉批评错误军事指挥。 会议作出决议，取消博古、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，成立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，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。李德的顾问职权被撤销。这个结果，不是哪一个人强行争取来的。参会的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，还有红军的高级将领，是亲眼见证了之前错误指挥带来的流血牺牲，对比毛泽东过去指挥反围剿取得胜利的过往，在残酷现实面前做出的集体选择。 遵义会议之后，红军四渡赤水，在川黔滇之间来回机动，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。很多之前心存疑虑的指挥员，亲眼看见，红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，依靠灵活机动，把敌人的重兵来回调动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 在此之前，毛泽东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到所有人的认可。有一部分干部，早期也曾经受到“左”倾思想影响，对毛泽东的军事思路持有不同看法。从第五次反围剿节节败退，湘江血战的巨大牺牲，再到通道转兵，直到遵义会议，一桩桩残酷的现实摆在所有人面前。战场上一次次的成败对比，让红军内部的大多数人看清不同指挥路线带来的截然不同结果。 李德被撤销指挥权，只是一个结果，背后是红军付出数万生命的代价换来的醒悟。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，不是依靠个人威望，是一次次战场实践，让广大红军干部，看清哪一条道路才能够保存红军，把革命继续走下去。 长征途中发生的这一系列变故，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。红军在付出巨大